我们很多投资者都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优秀公司，这个过程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艰辛的，当然有些人也会有“一见钟情”的情况，而当我们费尽心思找到这些自己认为足够优秀的公司后，依然会面临另一个挑战：该用什么价格买入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看投资大师们是如何选择的：格雷厄姆作为价值投资的鼻祖，在他那个时代由于经历过大萧条时期，所以在估值方面有严格的标准，一般最高不超过16倍市盈率，大多数时候都在10倍左右；巴菲特在格老的基础上，对企业的商业模式价值进行了提炼，所以在估值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一般最高不超过20倍，大多数时候都在15倍左右；而彼得林奇作为成长股投资大师，他对估值的要求却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低，一般最高不超过25倍，大多数时候在20倍左右，他也曾经说过：你永远也不应该用40倍的市盈率去买入一家优秀公司——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以10倍股为目标的成长股投资大师所说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不论是老派的价值投资大师，亦或是新生代的成长股投资大师，他们对优秀公司的估值标准都不会是过度放宽的，而他们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长期投资收益(此处为简化讨论，不对一些以市净率等其他指标进行投资决策的投资领域作讨论）。
对估值水平的高要求，其实蕴含了投资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安全边际。不论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还是这些投资大师们，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它会让我们的投资变得牢不可破。
那么，假如我们选择高价买入优秀公司会发生什么呢？首先，它会让我们失去投资的主动权。因为一旦用高价买入这些股票，就使得它们“不得不”表现的那么优秀，稍有不及预期都将带来惨烈的下跌。如果我们没有为此支付过高的对价，那么对于是否优秀的容忍度也将随之提高，假设当初的眼光确实没有看对，也不会对我们的投资产生太大的损失(比如巴菲特投资IBM公司，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损失)。而支付高价购买股票，就好比：“举着火把穿过火药库，即使你毫发无损,也改变不了你是个蠢货的事实。”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高价买入优秀公司的惨痛后果。比如我们a股市场上的知名白马公司中国平安，假如你在2007年以60倍市盈率买入这家中国最优秀的保险公司，到10多年后的现在，市盈率下降到14倍，这笔投资也才刚刚开始扭亏为盈。如果8年前你以40倍的市盈率买入一家叫东阿阿胶的公司，作为中国知名的中药保健品公司，它的历史可能传承了上千年，频繁的涨价也让它的业绩持续上涨，但是你在它身上的年平均投资回报可能只有可怜的个位数。
在美国市场，这样的案例也并不鲜见，比如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漂亮50”事件，当时众多美国知名的优秀公司被投资者热烈追捧，市盈率被推到了50倍，70倍，甚至几百倍的地步，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公司确实在后面的年份里保持了不错的业绩表现，但是过高的估值完全扼杀了股价继续良好表现的可能。比如宝丽来公司，它是一家业绩非常稳定的优秀企业，市盈率一度被炒高到了50倍，1973年这家公司的股价为每股143美元，但是到了1974年却下跌到了14美元，1978年反弹到了60美元，后来又开始下跌，1981年的时候就只有美股19美元了。还有大名鼎鼎的迪士尼公司，1972年市场位于高位时迪斯尼的市盈率为76倍，而1980年却仅有11倍，足足跌去了85%！不可否认，这些当时的美国公司拥有着强劲的市场的竞争力和靓丽的业绩表现，但是当我们头脑发热为此支付高昂的价格，可能会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也将为此付出惨烈的代价。
投资，本质上是一个选择的行为。我们放弃高价买入优秀公司，必然会有错过伟大公司的可能，但有时候懂得有所取舍是必须的。巴菲特常说如果我可以轻松跨越1英尺高的栏杆，就不会去选择跨越7英尺高的，这其中也透露了大师自己的选择智慧。而我们同时也要始终记住，任何所谓的“优秀公司”，都是我们的主观判断，它与客观现实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即使是股神也一样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这个高价买入的前提条件是值得小心推敲的。
即使是面对一家优秀的公司，当它的价格过于高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耐心的等待，因为等待也是一种能力。巴菲特把投资决策比作棒球运动中的击球，我们可以放弃那些没有太大把握的机会，而当进入自己的击球区的时候才用力挥棒用力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