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离析的全球化还能破镜重圆吗

2020-04-2111:48:00 发表评论 1,225 views

各国从没有像现在一样需要彼此,也从没有像现在一样支离破碎。如果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还只是全球化倒退的警示。那么,2020年新冠疫情中所上演的“以邻为壑”和“相互甩锅”,则彻底让所有人看清了现实。

怎么办?是再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血腥洗牌?还是寻找到一条包容性增长的合作之路?这已经成为了摆在全球精英面前的最重要的全球挑战。

为解决人类终极难题提供思想,是阿里罗汉堂的使命,在思想抗疫的主题之下,罗汉堂已经组织了多次高质量的线上学术研讨。2020年4月12日晚,一场有关数字化技术与破解全球化难题的对谈,在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和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董事科特·拜耳(KurtBayer)之间展开。

他们要一起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如何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让这个分崩离析的全球化破镜重圆”。

疫情:逆全球化的催化剂

北京时间2月10日,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新冠病毒还未蔓延大西洋彼岸。彼时,在美国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了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一部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为主题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史无前例的同时获得最佳导演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最佳国际影片奖,并且创造历史成为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片。

剧情以两个阶级分化的家庭展开,影片探讨了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有钱人越来越富,穷人则挣扎着生存。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

一时间,关于贫富差距的热议在各国蔓延开来。

如果你以为电影只是艺术的表达,那么下面这些数据会刺穿你天真的想法。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全球1%最富有的人拥有45%的世界财富,这意味着这一群体拥有的财富两倍于世界90%人口(69亿人)的财富总和。

如今,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贫富差距如同甲醇燃烧一般,散发出令人懑愤的呛鼻气味。

随着新冠病毒席卷美国,人们发现相比白人,美国黑人似乎遭受了更严峻的打击。《华盛顿邮报》对比数据后发现,在非洲裔美国人居多的地区,新冠肺炎感染率大约是白人集聚地区的3倍,死亡率则高达6倍。而在印度,几千个人被隔离在类似于难民营的地方在对抗疫情。

这就是我们所处在的世界:富人有多富有,穷人就有多贫困;有亿万富翁们的饕餮盛宴,就有穷困潦倒者的饥肠辘辘。有钱人在医院治疗的时候,贫穷人已经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

全球化被认为是加剧西方国家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中,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最大的推手,制造业的外包、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构建、全球金融的大开放与资本流动加速,营造了全球经济的欣欣向荣以及新兴市场的崛起。

但是在全球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全球化也制造了明显的赢家和输家,尤其以西方发达市场的蓝领阶层为甚,技术、外包和移民的工作转移与工资停滞,与精英阶层获得的财富增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用科特·拜耳的话说,之前的全球化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现在我们需要思索的是不同类型的全球化。除了经济效益的问题,还有社保的体系,还有环境的问题,这些都要放在全球化里面去。

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雾霾、水资源污染、垃圾成山,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再造资源型的工业化道理,无异于涸泽而渔。

在这种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病毒、瘟疫肆虐而来。从埃博拉、艾滋病毒到SARS、禽流感,近30年来,20余种“新兴病毒”频频出现。有分析就指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使生物链发生怪异变化,旧的病毒不断变异,新的病毒悄然出现。这对社会的生产生活、民生经济给予重创,对人们的心理造成恐慌。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指出,传统上来讲,人们提及全球化时,往往想到的是成本和效率,现在人们开始思考更多的维度,包括如何去控制风险和探索全球化的边界。

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正一步步撕裂分割这个世界,逆全球化如惊涛巨浪一般涌向我们。

分崩离析的全球化该何去何从?

数字技术的力量

是以邻为壑的彻底放弃全球化?还是继续之前全球化路径?没有人能清晰的说出答案。

但,在“是”与“不是”之间,总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的确,自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论以及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经济全球化以来,全球化在给人类经济带来飞速发展的同时,争议和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停止。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否认全球化从整体上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祉。

分析任何事情都不能以偏概全。

陈龙教授指出,疫情所暴露的经济社会问题,让人们看到了全球化的成本。在他看来,虽然这个成本正在上升,但是全球化并不应该因此而终止。面向未来,全球化体系要有更高的韧性,即从过去只看经济效率,变成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维度。

数字技术正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带来新的曙光。在这次思想对话中,陈龙教授用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案例,向人们展示解决问题的线索。

1)信息是新的抵押品

先说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把饼做大,另一个是把饼分好。

陈龙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有效的分配渠道,需要了解有需要的人在哪里,以及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在这方面技术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几十年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美联储是世界的央行,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流动性在全球泛滥,过剩的流动性既支持了资产的形成,也导致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不稳定。同时,以锚定美元的石油,则成了全世界工业的血液。这样,美国,就既可以从底层资源处获取利益,又能通过金融市场收割全世界的劳动成果。美国的称霸世界离不开石油、军事和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不公平也随之而至。

换句话说,过去全球经济的发展是由霸权、资源和关系决定。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是由人们的天赋、勤劳和创造力所决定。

数字技术,让信息也变成了生产资料,这让新的、更平等的经济模式变成可能。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平台,让小企业轻松地连接全球市场中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打开了广阔的市场。而蚂蚁金服这样的数字金融平台,让金融服务更加普惠,中小企业一直苦于无法提供抵押,通过大数据技术,平台可以降低违约风险。

正如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霍姆斯特罗姆所言:“信息是新的抵押品”。蚂蚁金服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获得每个人的数据,由此组成其信用分。这样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信用分给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机会,帮助他克服苦难、获得财富。

陈龙教授指出,随着智能手机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驱动经济发展的社会。

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用移动支付、互联网最多的,并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信息、交换信息,然后根据信息去做出一些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得到数字经济的好处。

数字,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而数字的累积和沉淀,不会看你的出身门第,不会看你家里有几套房子,富人赖以形成阶级壁垒的有形资产,将不会像现在这么重要了。换句话说,只要努力,穷人也可以获得数字世界的财富钥匙。

当然,懒人自然不会得到这种待遇。

2)蚂蚁森林的启发

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将经济的发展模式由关系驱动变成能力驱动型,也能让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陈龙教授介绍了蚂蚁森林的例子。“蚂蚁森林”是由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小游戏产品,通过追踪每个人的碳足迹,支付宝将减少的碳排变成绿色积分,支付宝用户可以把积分收集起来,就像玩游戏一样,将一颗虚拟的树木种下去,然后慢慢地长起来,客观上达到了促进人们减少碳排放的作用,长到一定程度之后,蚂蚁金服会在沙漠里种一棵真树。

几年间,“蚂蚁森林”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目前,“蚂蚁森林”已经有了5亿的注册用户,他们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环境影响和碳足迹,在节能减排的同时,蚂蚁金服也为他们在沙漠中种下了新树。

通过数字技术,蚂蚁金服的创业者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经济的发展由破坏环境的外向型规模扩张,变成了环境友好型的内向型收敛模式。将商业目标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如果能发扬光大的话,将大大增加经济增长的韧性。

数字技术:继续推动全球化

危机,从来都是“危”中有“机”。

全球化的悖论就像今天疫情所昭示的那样复杂:一方面,各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互相支援、守望互助,另一方面,各国又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要以邻为壑、防止他国疫情输入。陈龙表示,尽管疫情对全球化带来挑战,但也时刻提醒人们只有加强全球合作,才能彻底战胜疫情。

在陈龙看来,全球化远没有结束,未来还有巨大的空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所以不会终止。可以预见,未来的全球化,会考虑经济利益、风险和韧性三个角度,会相对区域化、分散化、甚至战略技术和物资本土化。

这是挑战,但对中国和所有国家来说,由此带来的世界价值链的重构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在过去两个月中,广泛采用数字技术,被认为是中国抗疫阶段性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支付宝、淘宝、盒马、饿了么、钉钉等数字平台,让中国人可以足不出户解决基本生活保障,云逛街、云买菜、云复工、云上课。全球拥有12亿用户的支付宝通过“疫情服务直通车”页面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减少了中国人1亿次出门。

这昭示出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

3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了明确的政策定调和信号,那就是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张勇的话说,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4月20日,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再投2000亿,将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

事实上,谁能够调用金融力量,跨周期进行资源配置,谁就可能把握住全球数字产业链调整的关键期,以需求为导向形成全球产业链的聚集效应。这是中国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宝贵经验。

在数字基建的基础上,一个基于数字接触而非物理接触的“距离经济”模式即将诞生。陈龙表示,疫情让实体经济逐渐从“无忧经济”转向“距离经济”,而数字技术天生克服了距离,将人们连接到一起,它会让新一轮全球化更加普惠。

但是,数字技术的前路并非一马平川。像任何新的技术一样,数字技术也面临着既有观念的阻碍。

数字隐私便是一例。

但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就会发现,甚至隐私这个观念本身,也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其实是由烟囱的技术而带来的。

在13世纪,欧洲迎来了小冰期,天气异常寒冷,于是就导致了人们发明了烟囱,有了烟囱之后,开放的天井建筑被封闭性更强的房屋所代替,人们由此产生了隐私的观念,而这个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演进,又一路加强直到今天。

也就是说,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其实也是由历史演化而来的。

同样的,要想让数字经济的生产力得以爆发,我们就要首先解决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法律和思想上的禁锢。科特对此认同,他表示,欧洲人对分享个人数据有天生的抵触,对新技术应用持怀疑态度。但病毒强迫他们接受数字技术,他预计本次疫情将让数字经济在欧洲得到快速发展。

事实上,不仅在欧洲,数字技术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普及最快的新技术。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指出,数字技术跟之前的一些技术变革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的变革是从上至下的,最富有国家的技术从上到下传递,蒸汽机、蒸汽轮船发明之后,又花了130年的时间才到达了亚洲这些国家,而电力发明了很长时间才进入非洲。这些技术是从富有到贫穷,覆盖速度非常慢。但是数字技术不一样,如今在非洲很多人都能用手机,都能够上网。能够上网,就能够参与。

由此看来,数字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多的人,同时拥有了一项得以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技术。而正如阿里的数据贷款和蚂蚁森林所展示的,面对全球化的普遍问题,如果我们善用数字技术的话,或将走出一条新路。

即便我们回不到过去了,但我们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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