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读完了《苏东坡传》（肖仁福著），久有回味，东坡先生如此可敬可亲，总想写点什么，但不知从何下笔。
直到最近看了“南方周末APP”自制的20讲视频课《我们的苏东坡》，向阳老师以眉州始、至常州终，娓娓道来，从诗词文章入手，带领观众重走东坡人生路线图。
最后一课，讲到苏东坡溘然长逝于常州，古代常州宜兴人把东坡当宜兴人，黄州人把东坡当黄州人……东坡履及之地的人都认为苏东坡是他们的东坡。
千百年来，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东坡是我们的东坡。
这个“我们”，确实让人心有戚戚焉。
“我们”用在其他人身上不一定合适，但用在东坡先生上，则毫无违和感和疏离感，非常符合苏东坡跟大众之间的这种独特亲近感，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或是人格魅力，让普罗大众心生敬仰和向往。
那么，为什么东坡是“我们的”？我们又为何喜爱并推崇东坡呢？读完《苏东坡传》，看完向阳老师的《我们的苏东坡》，我对这个“我们”的印象愈加深刻，心里大概有了答案。
其一，源于他的惊世之才、思想之光——诗酒趁年华
早年苏轼参加考试，一举成名，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巧撰尧帝与皋陶的对白，诠释“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让主考官欧阳修拍案叫绝，“读子瞻文字，老夫不觉喜极汗下”。
朱刚老师认为，苏东坡是宋世士大夫文化的象征，他以读书应举起家，投身政治，有能吏之称，同时参佛悟道，旁通美食、医学、水利等诸多领域，诗、词、文、书、画都达到了顶尖水准，可以说是宋代文化极盛期的标志性人物。
论文，苏轼所作的《贾谊论》《留侯论》《思治论》，《凌虚台记》《喜雨亭记》《凤鸣驿记》《超然台记》都是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更是千古绝唱。
苏轼从杭州调任密州后，在《超然台记》写到，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为了满足奢望，总是在心里眼前盘算，外物蒙蔽了视野，使得不能超然于物外。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缚在其中，眼界狭小如在缝隙中观战，自然无法洞察胜负。所以，超然于物外，方可无往而不乐。
在超然台上，苏轼欣然写到：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论词，在他的笔下几乎无事不可入词，题材上丰富开阔、绝不拘束，留下了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句：
写人生：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写羁旅：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写漂泊：天涯何处无芳草；此心安处是吾乡
写中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写风物：人间有味是清欢；长江绕郭知鱼美
写思绪：不思量，自难忘；点点是离人泪
怀古感今、咏物纪事，尽挪入词。
蒋勋老师评价，苏词真正建立了宋代词风中的平实，他总可以把世俗的语言非常直接地放入作品中，诸如“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直白如白话文。
向阳在《经典躺着读》中评论说，苏词在宋词中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面目一新，说到底还是手眼问题：
是胸有朝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思想的追光，光芒所及，精神毕现。
其二，源于他的亲情漫漫、真情款款——每逢暮雨倍思卿
读苏东坡的诗文，有情有义，有趣有爱，可亲可感。
有兄弟之情，与弟弟苏辙从小“寒灯相对，夜雨对床”，情同手足，后来同科进士、同年入仕。苏轼的诗文中大概最多就是写给弟弟的，和子由、怀子由、寄子由、戏子由……甚至在乌台诗案中的绝命诗，也始终不忘兄弟之情：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独自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即便是因乌台诗案大为恼火的宋神宗看了，亦为其深情和才华所感动。
有夫妻之情，最著名的当然是写给第一任夫人王弗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被誉为“千古悼忘之首”的《江城子》，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对第二任夫人王闰之，在危难关头，他写下“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在王闰之离世后，他写下“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的哀思。对于第三任夫人王朝云，他在朝云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并亲手写下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饱含无限深情。
有挚友之情，文同是苏轼的表兄，亦是好友，善画山水并尤善画竹，曾画《筼筜谷偃竹》赠苏轼。当年苏轼离京准备赴杭州任通判之前，文同专门作送别诗“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元丰二年文同病逝，苏轼在看到这幅遗作后，写下题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胸有成竹”的成语即出自于此。他以诙谐的笔调追忆文同的趣人趣事，之后笔锋一转，“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以曹孟德祭桥公的典故，比喻自己与文同的情谊笃厚。
其三，源于他的超然和洒脱
——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晚年自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参透了生死，看遍了人生。
黄州、惠州、儋州代表了他的人生低谷阶段，但他在最困顿之时跃然而起，登顶生命的顶峰，光芒万丈、照彻古今。
在黄州，他躬耕于东坡，觅食于东坡，从此取东坡为别号。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不仅是多了别号，更是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不做“散人”“拘人”，从贬谪官变成了耕田夫，在田地里收获稻麦蔬果，也迎来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大丰收。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黄州，安居于此而不向外求索，苦难和不幸在内心得到化解升华，豁然开朗，尽释前嫌：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惠州，他写信给表兄程正辅，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大意是说，还能不能从南荒之地回归中原，已经没关系了，就当我是个惠州秀才，屡试不中，就留在这里了，又何尝不可呢？知道这些，也就不忧不愁了。
在儋州，他说，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东坡的意思是，别看我现在困在海岛上，其实天地、九州、中国不都为水所环绕吗，换个角度看，其实不都在岛上吗？即将离别海南之际，他还作《别海南黎明表》：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东坡先生所到之处，皆令人向往。即便在广州，当年东坡北归路过，看到寺庙中六株硕大的榕树，欣然题下“六榕”。“六榕无树记东坡”，古树不在而香火不绝。
冷成金老师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对苏轼评价颇高，他认为苏轼对“兼济”“独善”两种人生方式，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苏轼做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旷达和执著，这种自由人格、审美人格使他在文学上作出了卓异的贡献，“为词立法”，使词从世俗感性的表现中超拔出来，发展成为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
其四，源于他的士大夫格局与境界
——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
了解苏轼，大概有必要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哈佛中国史》第四卷讲宋代历史，标题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这里的转型，指的是传统中由皇帝和士族、门阀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职业文官”——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一方面带来了群臣权力的共享与平衡，君臣“共治时代”；另一方面，也促使士大夫在理政中融入儒家治国理想，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塑造与影响。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对从小熟读《庆历圣德诗》的苏轼而言，范仲淹作为诗中贤臣的主要代表，无疑会对他产生深远影响。
弟弟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东坡先生墓志铭》，大部分篇幅是在追忆和赞扬他勤政为民，为民造福，在杭州秉公判案，在密州治蝗打黑，在徐州抗洪救灾。对于苏轼的为人处世，苏辙高度概括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就如孔子称赞的伯夷叔齐那样，“求仁得仁”。
读完这部《苏东坡传》，久有回味。印象至深之处，还是肖仁福在序中所言：
至于常人，没有东坡天纵大才，无恃才傲物之资本，然效法东坡，潜心修德，真诚爱人，总不难做到。乐乃人生至境，有德有爱，乐由德生，爱而得乐，也算不白来世间走此一遭。
我想，乐由德生，爱而得乐，这大概就是东坡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也是参透沉浮的人生真谛。记之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