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避开廉价股
这是谢尔比在80年代学到的经验，一些最廉价的股票或许就值那个钱，因为那些公司多是平庸的公司。问题在于，一个平庸的公司会一直保持平庸。该公司的CEO会预期好日子就在前头，就像CEO们一贯的行为一样。公司或许会重整旗鼓，但这样的复兴是一个并不确定的命题。“甚至即便能够复兴，”谢尔比说，“这种复兴也会比人们预期的花更长的时间。你必须是一个受虐狂，才会喜欢这类投资。”
第二：避开高价股
价格昂贵的股票或许物有所值，因为它们可能代表着伟大的公司。但谢尔比却拒绝购买这类股票，除非它们的价格相对于其盈利水平合理。“任何公司在任何价格上都未必有吸引力。”谢尔比说。戴维斯一家从来不会为衣服、房子或度假支付过分的价格。为什么投资者要为盈利支付过分的价格呢？说到底，人们买的不就是公司的盈利吗？
克里斯描述这些滋滋带响的热门股所带来的假象是“显微镜下的赌场和牛排餐厅”。这类虚幻的公司的共同标签就是两个字：“狂野”。至于这是不是一家带老虎机的互联网咖啡店，谁在乎呢！无论它是干什么的，只要“狂野”的招牌一亮相，就会受到狂热的追捧。追捧者会以30倍市盈率买入这种股票，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狂野”公司的盈利以每年30％的速度迅猛增长，大家继续深陷狂野热潮之中。到了第5年，“狂野”公司的劲头不太足了，盈利增长仅仅是15％。对于大部分公司而言，15％的增长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但是“狂野”的投资者们期望更高。现在，他们开始犹豫，只愿意给出原先一半的估值——15倍市盈率。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股价腰斩，向下“调整”50％。
到了这个时候，那些账面利润都蒸发殆尽，任何早期购买“狂野”股票的投资者，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得到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6％的年化回报，相对于承担的风险而言，聊胜于无。因为美国国债的回报就是6％，但风险却小很多。
一旦一只快速成长的股票失去其成长性，投资者就沦为残酷数学的牺牲品：当一只股票下跌50％之后，它必须回升100％，才能挽回之前的损失。
第三：以合理的价格购买适度增长的公司股票
谢尔比认为好的投资对象应该是成长率高于市盈率的公司。他会避免购买“狂野”类股票，会寻找那些“一般”类的股票，例如一家地区性银行股。这个“一般”的股票仅仅具有13％的成长率，并不引人瞩目，股价是10倍市盈率。如果这个“一般”的股票能保持5年这样的表现，并吸引投资者愿意支付15倍的市盈率，那么，耐心的投资者就会在5年之间获得20％的年化回报，而“狂野”类的热门股票仅能获得6％的回报。
有时候，戴维斯家族也会发现一只“隐形成长股”，它有着“一般”的名声，但有着如同微软一样的厚利。低廉的价格、惊人的回报，这是无法抗拒的组合，戴维斯发现的AIG以及其他很多股票就属于这一类。
如果AIG开始出售心脏起搏器或转基因种子，投资者肯定会给予该公司更高的估值倍数。但作为一家沉闷的保险公司，它从来没有引发非理性的热情或其他。股票的长期被低估可以将下跌风险降至最小。
第四：等待合理价格的出现
当谢尔比相中一家公司，但如果股价太高不合适，他会耐心等待其价格回落。由于分析师们每年经常会有三四次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就创造了可以买进IBM、英特尔和惠普等公司股票的机会。此外，时不时出现的熊市也是谨慎投资者最好的朋友。正如戴维斯常说的那样：“熊市会让人赚很多钱，只不过那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有时候，一个行业会遇上自己行业的熊市。例如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业的熊市蔓延至银行业，这给了谢尔比买入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股票的机会。当克林顿政府推出错误性的医疗改革方案时，一流的制药公司（例如默克、辉瑞、礼来等）都大幅下跌了40％～50％。谢尔比和克里斯在这三家公司都有持股。
任何一家公司都会遇上自己的熊市，当坏消息（例如原油泄漏、集体诉讼、产品召回等）发生时，都会引发股价下跌。这通常是个买入的好机会，只要这些负面的东西是暂时的，只要它们不影响公司长期的发展前景。
“当你买入一只遭受打击却实力稳固的公司股票时，”谢尔比说，“你只会在买入时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投资者的预期会比较低。”
整个80年代，谢尔比可以选出大量的市盈率仅有10～12倍的成长股。但是，到了市场喧嚣的90年代，再也找不到这样物美价廉的股票了。克里斯和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现在他们只好被迫等待市场的下跌了。
第五：顺势而为
在选择科技股方面，谢尔比非常谨慎，但他并非完全回避这类股票，这一点与两位患有科技恐惧症的著名投资大家——巴菲特和林奇——不太一样。
只要能发现价格合理、盈利真实、经营稳健的公司，他会热心地将其纳入投资组合。否则，他宁愿错过这些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他很早就投资了英特尔公司，并获利丰厚。他也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持有IBM公司的股票。他还买过应用材料公司的股票，这一幕类似于“锄头与铁锹的游戏”的现代版。在19世纪的淘金热潮中，那些卖锄头和铁锹的人赚了大钱，但拿着这些工具去找矿的客户们最终却破产了。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应用材料公司卖设备给那些半导体行业的“找矿者”。
第六：主题投资
对于“自下而上”风格的投资人，他们喜欢投资于那些具有良好属性的公司。只要是有光明的前途，从石油钻机到快餐连锁，各行各业，他们都有可能进行投资。而对于“自上而下”风格的投资人，他们会先研究宏观经济大势，然后找到什么行业可能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发展良好，最后在这些行业中选择具体的公司。谢尔比的投资风格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二者兼容并蓄，融为一体。每当他将资金投入之前，他都会寻找一个“主题”。在很多时候，主题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70年代，肆虐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明显的主题。谢尔比将以石油、天然气、铝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为业的公司，纳入自己主持的纽约风险基金的投资组合，因为这些公司可以从升高的价格中坐收其利。到了80年代，已经有迹象表明，在与通货膨胀的战斗中，美联储取得了胜利。这时，谢尔比发现了新的主题：物价回落、利率下降。于是，他削减了在硬资产上的投资，购买了金融类资产：银行、券商以及保险。金融类企业可以从下降的利率环境中获益。
谢尔比在金融类股票上投入了40％的资金，及时抓住了该行业阔步发展的好时机。这类“隐形成长股”并没有像微软或家得宝一样快速的盈利增长，然而，它们提供的回报却相当喜人。
到了90年代，谢尔比和克里斯盯上了另一个主题：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随着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的老龄化，医药公司、健康护理、疗养院成为受益行业。当医药类公司经过一轮大幅上涨之后，谢尔比在耐心等待市场下跌后的机会。
第七：让你的赢家继续奔跑
典型的成长股基金每年会卖出90％的资产，然后，取而代之地买入可能更具前景的标的。但是，谢尔比主持的纽约风险基金每年的换手率仅有15％。戴维斯更是喜欢买了股票以后一直持有，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为巨额的资本利得缴纳高额的资本利得税。这种“买入、持有”的投资策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由于频繁交易而引发的失误。频繁交易的结果，有胜有负，胜负不确定，但交易成本是确定的。
在谢尔比小的时候，戴维斯就不止一次地告诉他，“择时”是徒劳的。谢尔比将这个忠告传给了下一代：克里斯和安德鲁。
“当我们以折扣价购入股票之后，可以长期持有，”谢尔比说，“最终，我们希望看到股票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即便它达到了这个点，只要它可以继续保持增长，我们就愿意继续持有它。我们喜欢以符合‘价值’的钱买入，但希望最终它能继续成长。”
“我可以持有一只股票经历两三个衰退或市场周期。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公司该如何应对。”
第八：投资于优秀的管理层
戴维斯投资于那些伟大的管理层，例如AIG的汉克•格林伯格，谢尔比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投资于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罗夫、太阳美国公司的艾利•布罗德。如果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离开一家公司到了另一家，谢尔比会将资金投入新的公司，这是再次购买管理人才能的行为。当杰克•格朗德霍夫从富国银行到了第一银行后，谢尔比就买了第一银行股票。当哈维•葛洛柏出现在美国运通，他就买了美国运通的股票。
“任何公司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管理层，这是华尔街公认的真理。但是，一般的分析师会忽略这一点，”克里斯说，“分析师们总爱讨论最新的数据，但在没有评估过领导层情况时，我们从来不会做任何投资。”
第九：忽略后视镜
“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投资者过于关注过去无穷的数据，”谢尔比说，“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致力于从过去找到未来。”华尔街的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总结就是，历史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地重复过去。
1929年大崩溃之后的25年，人们一直都避免股票投资，因为他们心中一直存在一种虚幻的臆想：市场即将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也避免投资，因为通常认为战争结束后萧条会尾随而来。70年代后期，人们也在避免投资，因为他们认定1973—1974年那样的暴跌会再次上演。
正如谢尔比在1979年所写的：“绝大多数投资者花了太多时间，去预防那些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类似量级的灾难。”
1988—1989年，人们躲避股票，是为了防止1987年那样的股灾再次发生。但是，所有这些预防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都令人后悔不已，因为每当人们想到预防股灾的时候，恰恰是应该大举投资的好时机。
从华尔街的投资历程中，可以了解很多谬误的存在。例如：
“只有公司盈利上升时，股价才会上涨。”实际情况是，在公司盈利不振时，股价经常还会表现不错。
“在高通货膨胀期间，股市会受到伤害。”实际上，在50年代初期，这种伤害并未发生。
“股票投资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佳武器。”但70年代初期的情况告诉人们，事实并非如此。
第十：坚持到底
“以1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看，股票是危险的，但是放眼10年、15年却是不同的景象。”克里斯说，“我父亲当年进入股市时，正好赶上牛市顶峰，但经过了20年之后，他当初的糟糕已经开始无关紧要。在给股东的信中，我们一再重申：我们在跑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