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来看，经济发达的过程就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过程。虽然不同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差异巨大，且横向而言并不和经济发达程度完全正相关，但纵向而言，却极少出现人类生活水准提高匹配人类总和生育率提升这一组合。所以绝大多数朋友都对人口急转直下的长期前景表示十分悲观。如果不能提升总和生育率，那就只有引入移民一途——但从留学生的名声而言，放开移民政策的争议显然更大。
不过，鼓励生育政策真的绝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政策么？或者说，鼓励生育政策最多也只能放缓出生人口急降的曲线斜率么？
这里还是需要很大脑洞，去设想未来政策的内容和方向。我暂且把政策划分为四个象限。这种划分方法放在其他政策领域似乎也成立，但在人口政策领域似乎效果更好。
第一、不增加财力负担，社会争议小的政策
其实如果真的想大力刺激生育意愿，一些政策早就可以考虑。包括A、放开所有生育胎数限制B、废除晚婚晚育假期规定C、降低最低法定结婚年龄。
这些政策确实不会对社会造成负担。比如，我国是法定结婚年龄最高的国家，21岁的男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允许结婚，除了我国……大家也别着急喷21岁的男人不成熟，允许和鼓励是两回事，现在的问题是21岁结婚违法。
这类政策到今天还不出台，我觉得一个是历史惯性，历史惯性往往体现为社会评议。老百姓接受急转弯总需要一些时间。另一个则是技术难度。如果说上面两个例子体现不出太多的技术难度，那下一个例子则显然有技术难度。
D、根据家庭收入来计征个人所得税。
这也算是国际惯例，确实有助于促进居民早结婚，早生育。只要税率设的好，这个政策调整确实可以不减少财政收入，估计也没什么社会争议。但这个政策执行起来还需要一些技术准备，个人所得税APP还需要和民政局动态实时联网之类。
总体来看，这部分的政策，绝大多数是和国际接轨的政策。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核心就是我们连这部分的政策都没来得及做。我们拿一套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全方位组合拳，去适应一种出生人口急速下降的社会现实。所以说，深圳下一次再出台三孩生育补贴之前，是不是先考虑一下全面取消晚婚晚育的优惠待遇更为合理？
当然，如果只靠这类政策，恐怕是不足以扭转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在俄国15岁就可以结婚了，也没见俄国的生育率很高对吧。
第二、不增加财力负担，社会争议较大的政策
这里是莫名敏感的区域。
A、 和生育孩子数量挂钩的体制内提拔用人评价机制。B、和兄弟姐妹数量挂钩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录取加分机制。C、和家庭子女数量挂钩的学区划分提前批录取机制。D、和孩子人数挂钩的车牌获得机制，E、节育流产手术和药品获得极为严格的控制。F、放开代孕。
之所以极为敏感，是因为一般如果不想花钱，又想取得效果，那就很可能是显得“不那么公道”的政策。
其实这里的E选项已经有地方试过，其实在海外也有类似的主张，只不过人家的名义出发点不是生育率。
前三个纯属想象中的设计，且确实会引发巨大的争议。缓解焦虑往往不如制造焦虑来的有用，但直接拿生育胎数的结果和各种福利准入，甚至下一代前途挂钩，一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非议（因为生育不完全是自愿可以达成的）。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人是目的，还是人是工具。
其实工具性和目的性永远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谓外儒内法，也是一个道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制造焦虑的政策往往都会比缓解焦虑的政策更加立竿见影，只不过这类政策一定需要慎重，反复权衡。第四个则是真实的政策，例如北京的车牌家庭摇号规则本质就是类似政策。
只不过这个政策可以进一步深化，例如可以允许三胎家庭放开房子的限购和汽车的购买，其他家庭不允许？这虽然在北京尚未落地，但其他区域已经有房子方面的尝试（其他区域车牌也并不难）。你说这到底是制造焦虑还是缓解焦虑？看对谁，对没有孩子的家庭确实更焦虑了（摇中车牌的可能性更低了）。
F选项则涉及另一个话题，为了总和生育率，我们能不能突破传统伦理？突破传统伦理确实不怎么需要花钱，但这是更加不可能采取的激进路线。至少，这不能由我们这里发起。相比之下，制造焦虑似乎更加符合东方逻辑。
第三、增加财力负担，社会争议小的政策
这里是很多有钱地方想到的政策，例如延长产假（配合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给予生育补贴之类。
这是最好的解决生育率问题，并不引发争议的办法，可惜需要花钱。有些看起来不需要花钱的政策，尤其是增加产假的政策，如果没有花钱辅助（给予企业必要的补贴），则必然导致就业歧视的出现和女性权益的下降。
从目前的财政根子来说，这类政策的能量确实不大。
第四、既增加财力负担，社会争议又大的政策
这个象限基本都是愚蠢的政策吧。我就不举例了，在生育率提升这个话题上，一般不会这么愚蠢。
